1、榜样性
家风作为一个家庭或家族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它的提出必须具有权威性和典范作用，亦即“榜样性”。中国古代传统家庭往往不是孤立的，它存在于宗族之中，日常行为受到族约的限制。族约的制定通常是由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辈商讨所得，里面蕴含了这些长辈日久经年的为人处世哲学，也兼顾了社会风潮和公平正义。这样的族约无论是否以文字的形式出现，都有很强的“法规”性，家族内部成员出于对长辈的尊重和信任，会无条件地执行并延续下去。
然而，族约制定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因为族内优秀成员的诞生而改变；亦或是家族优秀成员诞生后再定立传世的家规、家训。
比如，司马光著《家范》，就是家族内优秀成员诞生而改变族约的例子。司马光其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其父司马池官拜兵部侍郎、天章阁侍制（天章阁属于翰林学士院，侍制是皇帝的藏书阁顾问。），这样世代簪缨的诗书之家，定有家规、家训。司马光成为司马氏一族的代表人物后，撰写《家范》，系统地阐述了家庭的伦理关系、治家原则，以及个人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至此，《家范》中的思想便成为了司马氏的家风。
再如，山东诸城东武刘氏家族，就是家族优秀成员诞生后再定立传世的家规、家训。刘氏家族原本乡里布衣，世代为农，是移民到山东的新家族。刘必显是家中第一个进士，官拜户部广西司员外郎，晚年辞官归故里，致力于子孙的教育，立下了“当官清廉、积德行善、官显莫夸、不立碑传、勤俭持家、丧事从简”的家训。
自清顺治年间刘必显中进士算起，至道光末年为止的近200年里，刘家连续7代，先后科考得中198人，其中进士共计5世11 人，举人共计6世35人，七品以上的官员73位，出任知县、知府、道台、学政、布政使、巡抚、总督、尚书直至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者皆有，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刘统勋、刘墉父子。
2、社会性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的存在必须是与社会风潮相适应的。自汉武帝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格外推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为“八德”。“八德”作为封建社会人们的行为规范，普遍存在于家风之中。
在宋代，程朱理学兴起、社会的变革动荡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入侵并未动摇百姓对封建思想的信仰，反而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在“八德”的基础上延伸出“烈”这一品格。故而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这样的家风在社会上普及。到了明代，阳明心学引领风气之先，“知行合一”的思想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依然有指导意义。由此可见，家风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在社会主流思潮的影响下，家风可能被重新厘定。
3、传承性
“世代相传”和“生活作风”是家风的两个重要标签，家风的传承性很大程度体现在生活作风上。生活作风可以分为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并不能完全割裂开。价值认同是生活方式的思想指引，生活方式是价值认同的表现形式。价值认同是家风得以传承的基础，家族的世世代代都认同祖先的价值观，才会践行那样的生活方式。
比如，清正廉洁是一种价值观，而勤俭持家便是这种价值观在生活方式上的体现。当然，许多家风、家训并不会将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区分得非常清楚，因为简单明确的表达更利于流传。这种简单明确还体现在对典籍的高度概括上，往往几个字就浓缩了一个思想或一种道理；同时又必须是接地气的表达，因为家族中文化程度不同，若写得艰深拗口，则不易流传。